党史文艺课之歌曲篇、交响组歌《雨花台》获专
党史文艺课之歌曲篇、交响组歌《雨花台》获专家肯定、黄蓓佳新书讲述两种童年、转角相遇文艺周刊荐读
每一首红色歌曲，都有一段鲜活历史，诉说着民族命运的不寻常岁月。走过百年峥嵘岁月，那些经历了岁月洗礼的经典旋律总不时在耳畔流淌，带给我们感动和力量的同时，也传递出员的初心和信仰。本期文艺周刊回眸了带有“江苏印记”的六首红色歌曲，和大家一起探寻创作背后的故事——
“中国，中国，壮丽的山河。长江奔腾，昆仑巍峨……”慷慨激昂的词句，气势磅礴的旋律，时隔四十多年，《中国，中国，鲜红的太阳永不落》依然拥有激荡人心的磅礴力量。
“不说别人，我现在听到这首歌，依旧觉得心潮澎湃，充满干劲。”词作者贺东久激动地说道。《中国，中国，鲜红的太阳永不落》创作于1977年，当时，文化部和中国音协联合征集全国音乐界创作新国歌，全国的音乐人都积极为此准备着，刚刚二十出头、当时还是南京军区高炮部队战士的贺东久，被安排到南京军区的国歌创作小组写歌。“那时候文革刚结束，打倒‘’，百废待兴，每个人的内心都是激动的、滨海特产欢腾的，我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有年轻的冲劲，一天清晨，战士们正在练习打靶，我看到喷薄而出的红日突然就有了灵感——我们中国不就是冉冉升起的一轮红日吗？”
灵感一触即发，在任红举的帮助下，贺东久很快完成了歌词创作，“歌词的第一部分从壮丽的河山切入，先写祖国的外在之美。然后是‘沸腾’的山河、‘不屈’的山河，展现祖国发展的欣欣向荣以及人民坚毅不屈的精神。歌词里既有冲破云霄的大气豪迈，又蕴含着对祖国的深切眷恋，洋溢着爱国主义的激情。”
《中国，中国，鲜红的太阳永不落》很快在全国500多首征集作品中脱颖而出，相关部门将其选为新国歌备选稿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后来作为优秀群众歌曲向全国推广。总政军乐团将它改编为军乐曲，至今仍在国庆等很多重大节日演奏。
时隔四十多年，贺东久觉得这首歌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他认为，这首歌至今仍被广泛传唱，是因为歌词有着打动人心的力量，“感动的力量是无法比拟的，只要人能感动，就能生出无穷的力量。”
“中国，中国，不屈的山河。巍然屹立，气势磅礴。” 江河奔流，日月经天，我们依旧波澜壮阔，依旧热血如昨。《中国，中国，鲜红的太阳永不落》传递出的民族自豪感、自信心，激励着中华儿女不断前行。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指战员们高唱着这首《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昂首跨过鸭绿江，和美国侵略者展开激烈的战斗。这首歌的词作者，是一名普通的志愿军连指导员麻扶摇。曲作者，则是江苏籍著名音乐家周巍峙。
“周巍峙1916年出生于东台一个贫民家庭，小时候就与民间音乐结下不解之缘。”东台市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王素云告诉记者，周巍峙上世纪三十年代就在上海从事左翼文艺活动及进步书刊出版工作，组织领导群众音乐团体从事抗日救亡歌咏活动，编辑出版第一本救亡歌曲集《中国呼声集》。1937年，周巍峙加入八路军，在战争年代，他长期从事党的文艺工作，以音乐为武器，为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了力量。
新中国成立后，周巍峙担任过文化部代部长、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他创作或参与组织创作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等经典作品，伴随并影响了几代中国人。
1950年夏天，为准备参加抗美援朝，志愿军炮兵1师开赴鸭绿江边整装待命。指战员们纷纷写下决心书，表达打败美帝国主义的急切心情。该师26团5连指导员麻扶摇整理了战士们表达决心的话语，写了一首诗歌形式的决心书。在部队采访的新华社记者陈伯坚看到后，深受感动，他将诗中的“横渡鸭绿江”改为“跨过鸭绿江”，将“中华好儿女”改为“中国好儿女”，将这首诗引用到一篇战地通讯中，发表于1950年11月26日的《人民日报》上。
时任文化部艺术局副局长的周巍峙看到了这篇通讯，他被麻扶摇所写的这首出征诗深深震撼，产生了创作欲望。当天，周巍峙就谱出了曲子，歌词基本未作改动，只是将“抗美援朝鲜”改为“抗美援朝”。这首歌以诗中最后一句“打败美帝野心狼”为题，署名“志愿军战士词”、周巍峙曲，在《人民日报》上发表。1954年，全国评选优秀歌曲，这首歌获一等奖，歌名正式定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
《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歌词雄壮澎湃，旋律慷概激昂，适合部队在行进中歌唱，在战场上起到了鼓舞士气的强大作用。王素云告诉记者，周巍峙夫人王昆是我国著名歌唱家和歌剧表演艺术家，东台建有周巍峙王昆艺术馆和周巍峙王昆大剧院，详细介绍了这对红色文艺伉俪的艺术人生。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每当熟悉的前奏响起，人们总会不自觉地跟着一起唱出声来，这首由由王莘作词作曲的《歌唱祖国》，历经70载依旧传唱不衰，成为了脍炙人口的神州“金曲”。
王莘来自无锡的荡口古镇，自幼受到民间音乐的熏陶。“当年，父亲兴冲冲地把歌谱送到了报社，但过了没两天就被退稿了。问了熟人才知道，当时的歌曲多是五声音阶的，《歌唱祖国》则是别的调儿，别人听着像外国歌。”王莘的儿子王斌告诉记者，投稿失败的王莘并没有放弃，他自己组织了音工团的工作人员，到工厂、农村去教唱，歌曲很快在群众中流传开来。“有一天，父亲接到从北京打来的电话，时任中国音乐家协会秘书长孙慎同志问他, 《歌唱祖国》是谁写的，中央文化部急着要它的词曲。父亲笑了，说你算找对了——那首歌词曲作者正是我。”
《歌唱祖国》公开发表之后，诗人艾青建议将“50年文化辉煌灿烂”改为“独立自由是我们的理想”，将“我们战胜了一切苦难，我们把敌人赶出边疆”改为“我们战胜了多少苦难，得到今天的解放”。在一次又一次反复打磨之后，这首歌终于成为了跨世纪的音乐经典之作，被国人誉为中国的“第二国歌”。
去年，无锡市歌舞剧院以王莘老先生为主题，创排了民族舞剧《歌唱祖国》。无锡市歌舞剧院院长葛丹绮在采风过程中，多次与王莘先生的家属接触，在交流中，葛丹绮的感受是：“王莘先生是一位乐观积极的人，所以这首歌带给我们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有时候是呐喊鼓劲、加油的这种感觉。”
2007年10月1日，年近90高龄的王莘坐在轮椅车上，由他老伴推着漫步在宁静而肃穆的广场上。他有生之年的最后一个梦想，便是渴望再一次仰望五星红旗在广场冉冉升起，迎风飘扬，“我虽然写了很多作品,但我认为我一生只写了两首歌,一首是用音符谱写的《歌唱祖国》,另一首是我仍然在用心灵谱写的《歌唱祖国》。”晚年的王莘这样说道。
拍摄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是家喻户晓的红色经典，第五场“埋葬蒋家王朝”中，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解放了当时的反动统治中心南京。舞台上，演员们合唱由毛主席诗词《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改编的歌曲，革命豪情澎湃、雄壮昂扬的歌声激荡着每一个观众的心灵。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1949年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七兵团第三十五军横渡长江，解放了南京。次日上午，陈毅同志从南京“”打电话到北京，将这个胜利的消息报道给身在香山双清别墅的主席。获知喜讯，毛主席拿着刊登“南京解放”捷报的《人民日报》号外，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诗兴大发，吟咏出这首著名的《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气势磅礴，大合唱《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同样雄壮有力。这首歌曲的作曲者是我国著名音乐家，曾担任南京军区前线歌舞团团长、江苏省文联副主席沈亚威。
“父亲是1964年被指派到《东方红》创作组参加作曲，他能出色地将《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谱成曲子，并成为经典之作，与他高超的作曲才能和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经历密不可分。”沈亚威之子郭太阳说。
出生于1920年的沈亚威18岁就加入了新四军，担任过新四军第一师文工团队长、华中野战军政治部文工团团长、华东野战军文工团团长等职务，参加过苏中七战七捷、莱芜战役、睢杞战役。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身为文艺战士的沈亚威创作了大量歌曲，在指战员们中广为流传，歌颂我军取得的一个又一个胜利。
沈亚威生前回忆，在接受为《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谱曲的任务后，他反复回味毛主席在诗中描述的历史画面，揣摩蕴含的深刻哲理。读前四句，渡江战役中万船齐发、击浪飞渡的宏伟场面浮现在他面前，沈亚威选取博大壮阔的旋律,用千人合唱的威力来表现；后四句，毛主席描绘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宏图，讲述了“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的深厚哲理。沈亚威谱写的旋律在迂回跌宕中波浪式地前进，将整首歌的主题思想最终推到一个胸怀宇域、洞察古今的高度。
“九九那个艳阳天来哟，十八岁的哥哥呀坐在河边。这一去呀翻山又过海呀，这一去三年两载呀不回还。”这首写于半个多世纪前的歌曲《九九艳阳天》，是经典电影《柳堡的故事》的插曲，歌曲动人的旋律和影片中的爱情故事，成为几代中国人无法磨灭的集体记忆。
《柳堡的故事》是新中国银幕上罕见的描写军人爱情的故事片，影片故事发生在江苏省宝应县柳堡镇，当时车桥战役结束后，1师某部在当地进行大练兵，其中有一位18岁的副班长和房东家的二妹子产生了纯洁的感情。《柳堡的故事》公映后，插曲《九九艳阳天》也旋即风靡大江南北，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
南京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教授陈新坤告诉记者，《九九艳阳天》脱胎于苏北宝应地区的民歌，所以带有典型的江苏民歌小调色彩，曲调柔美悠扬，婉转俏丽。“它既像人们劳作休闲时所哼唱的小曲，又如年轻恋人间真切的对唱，具有鲜活的生命力和生活气息。其歌词大量运用民歌中赋比兴、问答和重复等表现手法，传达出一对青年男女互相牵挂的朦胧情愫。”
“《九九艳阳天》这首歌曲和一般红歌不同，大部分红歌曲风激昂刚硬，气势雄伟，但这首歌非常柔软，婉转柔美的曲风更加触动人心。”陈新坤认为，《九九艳阳天》这首歌曲通过一种优美的方式去表达小人物在战争背景下的爱情追求，不仅体现了当时的时代特征，也能引导人们去思考战争中所失去的东西。
历经半个多世纪后，《九九艳阳天》始终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正如陈新坤教授所说，“不管在任何时代，美好的东西都是一样的。我们的艺术创作有时是为了社会需要，但同时也应当注重艺术性和情感需求。如果能把艺术性和社会性诉求结合在一起，这种音乐作品才会永世流传，《九九艳阳天》正是如此。”
“我是一颗小小的石头，深深地埋在泥土之中；我愿铺起一片五彩的路，让人们去迎接黎明，迎接欢乐……”1983年，电视剧《红红的雨花石》给很多观众留下深刻印象，剧中主题歌《我是一颗小小的石头》萦绕在很多人的记忆深处。
电视剧中的主人公小岗，是抗战时期生活在南京的一个穷孩子，从小就过着凄苦的流浪生活。在中共地下党员孙大叔等人的指引下，小岗逐渐成长，他凭借着智慧和勇敢，掩护真正抗日的革命力量。最后，这个苦孩子成为一名光荣的新四军战士。
美丽斑驳的雨花石是南京的特产。埋藏雨花石的雨花台，是很多革命先烈英勇就义、慷慨赴死的地方。在很多老一辈革命家眼中，雨花石凝聚着坚毅无畏的革命精神。在南京梅园新村代表团纪念馆，就收藏着一盘五彩斑斓的雨花石，这是1946年周恩来、董必武等同志在南京和展开谈判时，从雨花台捡回来的。郭沫若在《南京印象》一文中，如此赞叹这盘小小的石头：“雨花石的宁静、明朗、坚实、无我，似乎象征着主人的精神。”
在已故江苏著名作家海笑看来，红红的雨花石是用革命烈士的鲜血染红的。上世纪七十年代，海笑以牺牲在抗日战场上的新四军小战士（也是他当年的战友）为原型，创作了小说《红红的雨花石》，发表在《江苏文艺》上，后又推出了单行本和连环画。1983年，《红红的雨花石》由中央电视台拍成同名电视剧，在全国各电视台放映。主题歌《我是一颗小小的石头》由肖仁、徐家察作词，龚耀年作曲，余臻辉原唱，动听优美的旋律，感人至深的歌词，使得这首歌广为流传，很多“70后”“80后”至今还能哼唱。
南京雨花英烈研究会理事胡卓然告诉记者，在留下姓名的1519名雨花英烈中，也有多位和电视剧中“小岗”一样的少年。年龄最小的袁咨桐烈士，牺牲时只有16岁。袁咨桐是晓庄附属劳山中学的地下团支部书记，参加了声势浩大的晓庄师生声援和记工厂工人反帝斗争的示威游行。1930年8月，袁梓桐不幸被捕，在狱中他坚贞不屈，死不低头，最后被反动派残忍地杀害在雨花台。“正是通过千万个像现实中的袁咨桐、电视剧中的小岗这样的少年英雄的英勇献身，才铺起了一条通向胜利之路，让人们走向光明！”
4月23日晚，由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合唱团和南京市歌舞剧院联合出演的大型交响组歌《雨花台——信仰的力量》在国家大剧院音乐厅上演，4月24日，“雨花英烈精神”主题文艺作品研讨会在京举行，专家纷纷给予这部作品以高度评价，认为这部组歌气势恢宏、动人心魄，是一部感情真挚、艺术成功的作品，具有丰沛的感染力。就如何更好地围绕雨花英烈主题进行艺术创作，专家纷纷给出自己的思考与建议。
《雨花台——信仰的力量》是南京市委宣传部围绕庆祝建党百年组织的一项重大主题创作。当天的座谈会上，作为该剧主创，著名作曲家、原总政歌舞团团长印青，著名词作家、原北京军区战友歌舞团团长王晓岭，原南京军区前线文工团团长应志琪介绍了该剧的相关情况和创作背景。
“我们的创作是由心而发。”从南京走出的著名作曲家印青介绍创作经历时说，自己对雨花台非常熟悉，曾多次去过，雨花台这个题材非常打动自己。去年他又到雨花台去了一次，“原来，在雨花台留下姓名的烈士就有1519名，无名烈士人数更多，让我十分震撼。”感动之余，印青诞生了一个想法，《雨花台——信仰的力量》这部作品里应该有一首歌是献给无名烈士的。“通过这部作品，我们想传递出这样的精神：中华民族奔在民族复兴的大道上脚步不停歇，我们继承革命先烈的遗志信仰永不忘怀。”
“一个地方的红色文化资源，需要优秀的文艺作品去传唱它。我们要用好用活雨花台这个红色资源，把它转化为优秀的艺术品，让它帮助人民推动历史的前进。”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原主席、著名文艺评论家仲呈祥用大气磅礴、意境深远来形容《雨花台——信仰的力量》这部作品，他认为，“这部作品通过不断打磨，完全有条件成为新时代从高原迈上高峰的作品，成为一个立得住、传得开、留得下的好作品。”
当前，如何避免同一题材惯常出现的概念化、同质化倾向？这台组歌可以说是一个拓新和突破。中国文联音乐艺术中心主任、中国音协副秘书长熊纬认为，大型交响组歌《雨花台——信仰的力量》是一台主题突出、意义深远、感人肺腑而独具特色的党史学习教育课，在当前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中显得特别有意义，让人深受教育、深受启迪，也受深感动。“这台组歌中，作者们带着今天的思考，为明天来写昨天的故事。”在他看来，这部作品紧紧抓住了革命情、同志情、兄妹情和夫妻情这些重要的情感线，通过人之常情来抒发家国情怀，使观众对立起来的人物、事件更加可信，更加敬佩。
舞台上，通过创新设立的无名英烈和烈士陵园讲解员的“跨时空对话”，《雨花台——信仰的力量》构成历史和当下交替进行的组歌歌曲布局。著名乐评人金兆钧指出，通过组歌的手段，可以营造出一个可信的动人时空。特别是这部剧引入当代青年追寻历史、与先烈们的对话，这也是类似创作中的创新之举。
音乐是纯粹的心与心之间的交流，滨海特产更能够连接人与人之间的情感。 在《音乐周报》原副总编辑、音乐评论人陈志音看来，情感的丰美、真实、自然和生动，是《雨花台——信仰的力量》这部作品最大的特色。她连连发出惊叹，“多位民族歌剧的男一号、女一号陆续上台，在其中就唱一首歌曲，演出的豪华阵容有点太让人意外了。”她的感受是，这部作品里很多唱段是非常戏剧化的、类似咏叹调的形式，在高度、深度、广度、角度上都是有了新突破。
现场，音乐评论人伦兵讲起了一个细节：“昨天看完演出从剧场走出来时，听到身旁观众都在议论，觉得这部作品非常感人，旋律非常好听、朗朗上口，甚至有些人已能够哼出几段旋律，这对一部原创作品而言是相当不容易的。”伦兵说， “从音乐里、从演出里听出看到创作者的真情流露，他们确确实实是全身心投入，让人很钦佩。能够让普通老百姓接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成果。”
著名电视文艺策划人、词作家朱海说，在建党一百周年时，革命圣地雨花台有了自己的“声音”，这值得祝贺。“我一开始不明白为什么‘无名烈士’这个人物，最后我发现这个人物其实是词作者王晓岭先生在用灵魂在跟观众对话。这个人物角色是雨花台的魂，这个人既代表个人，也代表那一代人。朱海建议，可以将《雨花台》置于雨花台的实景演出，在苍翠的松柏间、在历史的台阶上、在铺满雨花石绚烂的生命当中穿行，当交响乐响起来时，会更加让人感受到百年历史的重量。“这部作品从雨花台出发，会走得很远，而且一定会走下去。”
中国音乐文学学会主席宋小明注意到，该作品的歌词中，有一些就是烈士原话谱成的歌，比如烈士书信等，虽然文白夹杂，但是还原了历史的风貌，让作品更加有可信度。在他看来，“雨花台是英雄冢、是群英谱、是纪念碑。”这部作品中既有歌颂亲情的、友情、爱情的歌曲，更多的是歌颂党情——党情，即无数人对的情感。
“打通主题创作走进观众心灵的最后一公里”，这是中国音乐文学学会理论与批评工作部副主任、国家一级编剧朱小松形容《雨花台——信仰的力量》之所以成功的原因。作为一部主旋律作品，这部组歌不是一直仰视英雄，也有平视他们的一面。更让人赞赏的，是舞台上将一些动人的英烈故事串联在一起，让观众可以身临其境，成了故事的目击证人，和演员一起读烈士史砚芬牺牲时的诀别信，一起看丁香跟阿乐的相爱分离，一起抚摸着郭纲琳绣的翱翔大雁……
座谈会上，专家也纷纷对于这部作品进一步打磨、提升提出了各自的建议。南京市文投集团副总经理、南京市演艺集团党委书记瞿峰表示，希望将这个作品进一步打磨好、推广好，让它更加深入人心，把雨花英烈的崇高理想信念、高尚道德情操、为民牺牲的大无畏精神传承好、发扬好。
都柏林的一间图书馆里，来自南京荆棘鸟童声合唱团的孩子们正进行一场音乐快闪。一首《长城谣》和英伦慢摇《Something Just Like This》引得听众们如潮水般簇拥。人群外围，一位须发皆白的华侨老爷爷两眼晶莹，欲言又止……在著名儿童文学作家黄蓓佳的新书《太平洋，大西洋》中，一群南京孩子在大西洋畔的奇妙邂逅，不经意揭开了关于丹阳幼童音乐学校的尘封往事。邮件往来、寻人启事，小小少年由此踏上一场追寻之旅——历史，赋予了他们这段成长历程以独特的底色。
2013年，黄蓓佳偶然在朋友圈里读到了一个故事：1943年，留学布鲁塞尔皇家音乐学院归来的作曲家、指挥家吴伯超被任命为国立音乐院院长，并提出了“自筋骨柔和的幼年开始培养交响人才”的教育理念。于是，战火纷飞的艰难时世里，国立音乐院幼年班成立，一群热爱音乐、热爱祖国的有志之士克服巨大困难，耕耘着他们的音乐梦想。
“在重庆青木关，从破旧留声机里流入孩子们耳朵里的音乐是巴赫的《G弦上的咏叹调》、海顿的《告别》、贝多芬的《命运》、舒伯特的《魔王》，穆索尔斯基的《荒山之夜》……虽然，唱针是竹签式的，每过一会儿就需要用特制的剪刀剪一次才能继续使用，发条也要经常上紧，否则音乐声就会逐渐低下来……”
黄蓓佳读完之后打了个激灵。因为喜欢交响乐，她对这个故事格外共情。特殊年代里一帮人为了音乐所付出的艰辛努力，在崎岖泥泞之境里守护音乐梦想，以及人与人之间守望相助的温情，令她感动。我怎样才能找到一个入口，让当代儿童更顺畅地走进这段历史？黄蓓佳把这段故事放在心头一直“养”着，期间，她写完了《童眸》《野蜂飞舞》《奔跑的岱二牛》，斩获各项大奖。直到去年，她得知了一位亲戚带着儿童合唱团在荷兰又获金奖的消息——刹那间，酝酿多年的故事终于找到了梦寐已久的“线头”。
《太平洋，大西洋》以轻巧的方式接通了历史。南京少年邂逅的爱尔兰华侨，其实是丹阳幼童音乐学校一位乐器修理师的儿子，他交给孩子们的“信物”——一枚黄铜小号嘴，是他当年和天才音乐少年多来米在下关码头离别时，承诺将来要送给他的礼物。遥想当年，编外学生多来米用一枚七拼八凑的小号练习指法、吹响乐音；如今，精美的小号嘴有了，多来米又在何方？
这本童书以复线结构向前推进：一条线索，是华侨爷爷以邮件方式回忆幼童音乐学校的旧事；另一条线索，是南京少年们四处寻找多来米的下落。这本书最大的成功之处，在于塑造了多来米这一震慑人心的儿童形象。刚出场时，他十岁上下，矮小，瘦弱，眼睛“像两粒磷火”，哆哆嗦嗦站在人面前。被收留在学校里，他逐渐爱上了音符里蕴藏的深奥秘密，并显露出过人天赋。书中“最好哭”的情节莫过于，当校长赠送给多来米一把崭新的小号时，他执意挖出自己祖宅下埋藏的一罐银元，来支付这把小号的钱——多来米的身上，体现了人类最为高贵的天性。
只凭多来米这一个形象，那段遥远的历史一下子有了灵魂和形状。童年并不都是快乐的，通过华侨爷爷的讲述，孩子们触摸到了一种痛苦贫瘠又坚韧蓬勃的童年。“这本书最后并不是一个光明的结局。当孩子们找到多来米时，发现他已经罹患阿尔茨海默症，无法与人交流。他也没能像少年们期待的那样追寻音乐梦想、成为音乐大师，他在抗美援朝战场上负伤后，做了一辈子仓库保管员，默默无闻、孤独终生……时代决定了人的性格与命运，这个故事也是今天的孩子们应当了解的一课。”黄蓓佳说。
《太平洋，大西洋》完成于2020年2月至4月。此时恰逢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肆虐，“逆全球化”趋势加剧，人类文明步入“至暗时刻”。但在这本书中，《长城谣》与英伦慢摇同为没有国界的语言，不同肤色的人们在音乐中感受心灵相通的快乐——这显然是作者寄寓的梦想。作为书名的“从太平洋到大西洋”，在特殊年代里映射着华侨爷爷飘若浮萍的命运，在今天却构成了少年们看待世界与自身应有的视野。
自2016年起，少儿图书成为整个中国图书出版市场码洋比重最大的类别，对此，黄蓓佳话锋犀利：童书创作出版的准入门槛太低了！
与相比，儿童文学创作的日子比较“好过”，基本上写一本就能出一本。“但是，大量写作者涌入儿童文学创作，造成了很多作品‘不讲究’。很多写作者琢磨的是时下需要什么题材，哪个出版社正在搞什么主题出版，然后去迎合这个潮流。”黄蓓佳举例说，“比如疫情来了就去写抗疫，红色题材就去写小八路。这些题材当然应该写，但应当从自身体验出发，去书写那些真正动人的东西，而不是炮制出一批看似主旋律、实则文学含量低的读物。”
我们究竟需要怎样的儿童文学？从小对历史感兴趣的黄蓓佳一直借历史赋予儿童文学以厚度，比如摘下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的《野蜂飞舞》，即以抗战时期国内诸多大学内迁成都华西坝、保存文明之火作为故事背景。儿童文学为何需要历史“加持”？《太平洋，大西洋》中，国文老师的一段话点明了类似的道理：“杜夫子的《春望》《登高》《兵车行》《石壕吏》，内中浸透了人世间的悲欢离合，家国兴衰，颠沛流离。这些真学进去了，你便是拉个琴、吹个号，出来的声音都会跟别人不一样，有厚度，有质地，有日月山河在里面。”
现实，应是童书的另一维。黄蓓佳《我要做好孩子》是一本20余年前的旧书，在应试教育的背景下提出了“何为好孩子”的时代之问，令她惊讶的是，这本书至今仍是热点图书。童书经典里，黄蓓佳推崇的有伊朗儿童文学大师胡山莫拉迪柯曼尼的《老师，水缸破了》。围绕着贫困乡村学校里一只破掉的水缸，一系列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接连上演，它们既揭示了特殊的政治、经济、宗教、地理环境所孕育出的世道人心，也让人看到了人性深处恒久的善良与温润——儿童文学同样可以映照复杂浩瀚的现实。
“儿童文学决不能局限于讲述校园里的打打闹闹，我打你一下、你再还我一下那种，这样的书不能看到孩子灵魂里面去。”黄蓓佳强调。
有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也有人用一生治愈童年，黄蓓佳显然属于前者。她透露，她的下一本书《叫一声老师》已创作完成，这将是一部“很可爱很好看”的作品，书中艺术再现了自己童年时代里那些可敬又有趣的老师。当这些往事穿越烟云、复活于当下，一代人的童年必将照耀温暖着今天的童年。
前些日子，我做了个手术。住院期间，我的病床靠着一扇窗户，窗外有一棵枝繁叶茂的香樟树。那几日总是下雨，窗户开着半扇，香樟湿润清新的香气随着风儿忽隐忽现。看着树叶沙沙晃动，绿意浓郁，我的思绪总是飘得很远。
等我能够自己走动的时候，我就迫不及待出来溜达了。医院在夫子庙附近，一拐就会进去景区里。我不喜欢人潮汹涌的热闹，便沿着秦淮河边溜达，往居民区聚集的地方走。不久，就看到吴敬梓纪念馆。
《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并不是南京人，可他特别喜欢这里，自称“秦淮寓客”，“偶然买宅秦淮岸，殊觉胜于乡里”。他的眼光多老道啊，宅子靠近东水关，北面依靠着内秦淮河，西边就是古桃叶渡，滋味纯正的“老城南”。吴敬梓在南京秦淮河畔，创作了中国第一部长篇讽刺小说《儒林外史》。
如今的吴敬梓故居是1997年复建的。典型的江南院落，院子不大，假山竹林，几组雕像惟妙惟肖刻画了几位正在高谈阔论的明清文人形象。
但让我惊艳的不是这些，而是纪念馆里面沿河建起的一间巨大的玻璃书房，挂着牌子：转角遇见。玻璃书房房顶生长着茂盛的爬藤植物，周边种着高大的泡桐树，紫色花朵蓬勃簇拥，恍若梦境。
一位穿斜襟唐衫的秀气女子正在堂屋里泡茶，看我站在廊下盯着玻璃房，笑道，“你可以进去看书的。这个书房免费给公众开放。”
她帮我推开厚重的玻璃门。室内宽敞明亮，四面靠边摆放着中式桌椅，竹木架子上的书籍码得整整齐齐，都是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书，很多是老南京的资料文本。看得出，挑选书的人士相当有品位。我拿了一本《愚园志》看了起来，女子客气地为我端来一杯茶，随即展颜一笑，留下我独自一人。
微风轻拂，抬眼可见屋顶树木伸长的绿色枝干，与倾泻屋顶的落花落叶。左手边，秦淮河水静静流淌，河岸生长着一簇簇黄色紫色的小花。阳光洒下来的那面窗，半扇竹帘子拖了下来。偶有鸟儿叫声，窸窸窣窣间，一只玳瑁毛色的野猫沿着玻璃墙灵巧地跃进草丛。
自此，我认识了招呼我的那位叫敏敏的纪念馆负责人，从她那里知道，这样的好地方在秦淮区还有好几处呢。
原来，“转角遇见”是秦淮区政府为推广全民阅读做的公益项目。在这承继了千年文脉的南京老城南、秦淮古区，抬头可见大量秦淮风物古迹，为了让市民们“转角遇见文明，转角遇见书籍”，区政府建设了一批“转角”就能“遇见”的新型阅读空间。2018年2月7日，位于长乐路的文采书屋作为第一个“转角遇见”书屋正式开放，短短两年多时间，已有100处“转角遇见”书屋，镶嵌在秦淮街头巷尾。
出院前的几天里，我每日都出来寻觅人间乐趣。我沿着吴敬梓纪念馆边的内秦淮河行走，又在王昌龄宴饮处、棋峰试馆、魁光阁等处邂逅了“转角遇见”。有的空间大一点，有的就一个书架、一套桌椅，但每个角落都可以坐下来休息阅读，还有免费茶水供应。一时间，生病的颓唐竟被这“转角遇见”的惊喜治愈了大半。
在平江府路，有一座民国风情小洋楼，红瓦尖顶，老虎窗，立式烟囱，带立柱的门廊。这里便是“转角遇见”的首个项目样板——文采书屋。出院后我第一时间慕名拜访。之所以取名“文采”，是为了纪念姚文采先生。姚文采先生（1893-1958），原名蕴丰，安徽歙县人，民国初期的著名教育家，与陶行知齐名并称“陶姚”。书屋墙上悬挂的姚文采和陶行知先生生平事迹图鉴，细细讲述了两位教育家为中国教育发展作出的贡献。
文采书屋有一个大院子，摆放着300多盆形态各异的盆栽。这里面有个有趣的小故事：有位读者很爱盆栽，养了好多，无奈家里太小，实在放不下。后来偶然来到离家不远的文采书屋，一下子看中了这个院子，于是和书屋达成免费长期寄存的约定。这下，这位读者放开手脚，养了更多的盆栽，成了文采书屋的半个志愿打理人。
巧的是，前不久跟朋友相约去她工作的“镜见律师博物馆”参观。这是国内第一间跟法律相关的博物馆，博物馆在寸土寸金的熙南里，设计得古韵与现代相结合，我正赞叹博物馆的用心与巧思，一转弯，忽然看见“转角遇见”的红牌标志。在南京，真是每一处转角都有惊喜，都有遇见！
于是想起《儒林外史》里的著名段落。吴敬梓讲金陵的两个挑粪的伙计：“坐了半日，日色已经西斜，只见两个挑粪桶的，挑了两担空桶，歇在山上。这一个拍那一个肩头道：兄弟，今日的货已经卖完了，我和你到永宁泉吃一壶水，回来再到雨花台看看落照。”吴敬梓借书中人物杜慎卿之口感叹：“真乃菜佣酒保都有六朝烟水气。”
这幅明代的民俗风景画，写出了南京人骨子里的风雅。今天，这风雅便是南京城里氤氲的书香，流淌在每一次转角就遇见的惊喜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