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年间嘉定的黄草编织与篾竹业

　　奉贤特产黄草织品乃嘉定有名的特产，明清之季编织黄草已成为东北乡农户的重要副业。民国年间，北横沥以东，东练祁以北，界泾以西，黄姑塘以南，纵横百余方里内之农户，几乎家家种草，户户编织。

　　民国初年，布市衰退，徐行附近之黄草编织日见改进。首先提倡改良者为在疁城开设森茂绸缎号之朱石麟氏。民国8年（1919年）朱石麟等集资开设兴业草织公司于徐行镇，先设传习所，延徐荣卿为技师，教授贫民编制草鞋、拖鞋及提包等，并不断推出新品，如文夹、书包、钱袋、信插、笔筒、坐垫、杯套、杯托、草帽、台毯，以及新式凉鞋、拖鞋等10余种静安十大美食。大小方圆疏密均有，颜色花字西文齐备。复又聘邓维德为经理，驻沪专事推销。邓采用“化零为整”的营销方式，将贩售织品的20余人，全数兼作收货员。规定凡收货一千文，予以酬劳三十文，而每一收货员，日可收货百余千文，每日所得亦有四五千文，故一般小贩亦乐而为之。又订立业规，划一价格，剔除劣货，出品精良，销路日广，营业大盛。由于黄草织品“韧而且坚，价廉物美，竟将日货（柳条提篮、绿布衣包及纸皮拖鞋等）压倒，使之绝迹沪市。”嗣后，振兴、新华、达利、合成、大华等草织公司先后设立，集资收购织品。民国9年至10年为黄草织品的鼎盛时期，式样种类与日俱增。在冬春两季农暇时，徐行一带每日产量达二三千斤，产品除行销全国外，还远销美、加、英、德、法、意、日、澳、南洋等国和地区。年销售额达六七十万元。老幼编工，日得银圆七角至一圆多不等。民国11年，兴业公司首先停闭，后起者亦相继歇业。其主要原因是诸公司之主持者目光短浅，只图一时微利，不谋团结一致，互相倾轧自残，滥收贱卖，出品日劣，价格日低，销路日窄。

　　自兴业等草织公司倒闭后，业此者均系担荷肩挑之小贩，既无雄厚之资本，又无团体之组织，仍各自为谋，倾轧未已，日趋衰落，黄草织品的年销售额徘徊在10万元上下。民国22年，吴春泉、蔡永和、姚祥芬、陆洪纶、张颂周等曾有组织嘉定草织品改进会之举，终因权利冲突，未有善果。抗日战争期间，草织业奄奄不振。抗战胜利后，提倡无人，货品不加改进，贩销者多无知识，互以劣货低价向外商争销，大失对外信用。

　　嘉定的竹器盛产于南门外。光绪《嘉定县志》有“篾竹质细而厚，多产南乡，城南有篾作村，村人以制筛筐之属”之记载。民国《嘉定县续志》亦有“篾作节疏肉厚，本末挺匀，细于燕竹，篾甚坚。石冈乡人种以制器，笋亦可作蔬食”的记载。民国年间，从南门到石冈镇一带的村民大多无田产，以做篾作为生。民国23年，城南的白墙、周家村、泥桥、众芳桥、庙前等5个自然村，共有154户人家，其中以篾作为主业的有142户，占总户数的92%。此外，这5村附近的龚家村、澄塘桥、小龚宅、罗行等村宅，从事篾作的也有十之六七。所以这一带总计约有500户人家是以做篾作来谋生的。光绪《嘉定县志》所谓的“篾作村”似是泛指这个篾作手工业区域，而非某一个村落。

　　民国13年至20年是篾作村的全盛时期，竹器品种主要有筛、筐、箩、篮、盘、扁担、畚箕等。其时，篾作村年均销售额有15万元左右。竹器之销路一为丝厂，厂里所用的丝篮，每年可销2万余元；一为天津牛庄等处，每年可销4万余元；一为浙江省北部，每年可销万余元；一为上海及周边各县，每年可销5万至6万元。但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天津牛庄等处，出口货锐减，销量不及原来的十分之一。1932年“一·二八”兵事后，沪上120余家丝厂仅剩20余家，销售额由2万元减至1000元至2000元，此外各埠各县亦因经济不景气而销量减少。至民国23年，篾作村竹器的销量不及全盛时的十之二三。为了减少库存，只得削价销售，因此获利甚微，村民生计更难。是年，全年每户经济收入在100元以下的占70%；100以上、150元以下的占21%；150元以上、200元以下的占4%；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的占5%。可见大多数村民生活相当贫穷。因生活所迫，不少六七岁的孩子不上学读书而学做竹器。这一年，篾作村村民中只有一个初中毕业生，两个高校毕业生，识字和求学的人数占26%，不识字和失学的儿童占74%。

　　为应对篾作业的衰败和篾作工人生活的困苦，石冈人张乃璇等地方有识之士奔走呼吁，建言献策，适时提出了广开销路改良产品、提高工人文化、改善工人生活等措施，篾作业得以逐步复苏，工艺不断优化，竹器品种渐渐增加到竹椅、竹台、茶几、书架、果盒、坐车、摇篮、花瓶、针钱匾、篾席等数十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