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吴曦云会长揭秘湘西苗族自治区如何变成

湖南美食特产 2021-12-14 07:0894未知admin

　　老到可以作历史见证人者，必然记得1978年为改革开放作思想铺垫时，开始了一场举国皆知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当时成了国人认知的真理。直到有人要用它去衡量我们的理论基础时，操盘者才让它悄然淡出。这场大讨论似乎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因为我们推出了经济体制改革方案，使中国经济持续发展。东方的经济奇观让西洋人刮目相看，而今似乎又爆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之说，无论虚实喜悦，总之中国的经济因改革而大上台阶了。

　　物质领域的日新月异变化，反衬出精神领域改革开放的明显滞后。“嘴上吃肉，心里骂娘”现象哪怕只属一个指头的事，也说明人们一边享受着改革的成果，一边又有了不少困惑，凭添了几丝纠结。信息化的21世纪，让人们有了按多元思维定式作反思的冲动。这反思的冲动又让我们想起“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当然，并非每个人都崇信这句话。有句话讲得好：“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意识”。这句至理名言的内核是利益决定论。对于利益决定论，鲁迅先生有个形象的诠释，即“曾经阔气的想复古，正在阔气的要维持现状，未曾阔气的要改革”。

　　实际上，要真正统一世人的思想认识很难，我们能做到的只不过是统一人们的行动而已。对于同一事物，缘于各人所处的社会地位不同，审视角度有异，自然会有人说好，有人道差。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成立六十年了，整整一个花甲。台面上，我们看到的尽是鲜花，听到的全是颂歌，似乎这是一路阳光的最佳选择。其实，内中尚有值得反思斟酌之处。如何客观地认知此事呢？让我们先来回顾一下那段被人淡忘，或为人不知的过程吧。

　　因孙中山提出五族共和，民国打出五色旗，至使苗族没了席位。对此，当时在贵州苗族地区传教的英国传教士伯格里，向国民政府外交部长伍廷芳提出质疑，洋教士问：“西南各族同居中华领土之上，亦应有一色列为国旗之上，今仅五色代表五族，而苗、彝反非国民乎？”国父孙中山一言九鼎，于是后来苗族在官方文件里成了汉族集团中的特种部族。

　　历史范畴中的东西是难以改变的，在实际生活中，苗族还是苗族。1922年夏初，时任非常大总统的孙中山，在广州与共产国际代表达林会谈时曾说过：“我给你一个山区，一个最荒凉的没有被现代文明所教化的县，那儿住着苗族人，他们比我们城里人更能接受。因为，在城里，现代文明使城里人成为的反对者。你们在这个县组织苏维埃政权吧，如果你们的经验是成功的，那么我一定在全国实行这个制度。”孙中山知道苗族尚且保留有原始的因素。

　　在红军闹革命时期，十分注重要做好苗族的工作。1926年12月29日，中共湖南区执行委员会领导的湖南农民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湖南苗族决议案》，该议案共七条，主张民族平等，强调了苗瑶的利益。

　　1934年3月21日至22日，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苗族的决议。该决议共八款政治纲领。其二为“帮助苗族建立苏维埃制度的自治区域。”其三为“帮助苗族建立苗族工农红军。”其五为“用苗族自己的语言文字，发展苗族的文化。”

　　基于这样的过程与认识，执政后，即于1952年8月1日成立了湘西苗族自治区。自治区辖凤凰、乾城（今吉首市）、永绥（今花垣县）、泸溪、保靖、古丈6县，代管永顺、龙山、桑植、大庸（今张家界市）4县。年底代管县改为直辖。湘乡特产1955年4月28日，因新颁布的宪法规定区为省级自治单位，湘西苗族自治区更名为湘西苗族自治州。

　　1953年，湘西苗族自治区成立不久，主席石邦智（中）、和副主席陈焕星（左）、龙再宇（右）一起研究工作，陈庭茂摄

　　大概是时过境迁吧，人们似乎愿意淡忘湘西苗族自治区（州）存在过的事实。1993年出版的《花垣县志》，其概述写过“1949年永绥解放，属沅陵专区。”接着写“1953年改花垣县。现属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管辖。”把它曾属苗族自治区的历史概略掉了。好在它的大事纪在1952年8月25日的记述后，有这么一句：“是月，县城集会，庆祝湘西苗族自治区成立。”

　　《团结报》2016年4月10日晚报版刊出一篇文章，标题是《清明忆将军》，在述及湘西苗族自治区成立时，该文写道：“1952年湘西自治州成立”。因对其他事情的叙述非常清楚，我们很难认定这种糊涂的记述是出于疏忽，大可猜测为技术处理。理由是，若写湘西苗族自治区成立，必定还得交代一下它的演变，颇费文字；尤其是本为老大的苗族在嬗变过程中为何又成了老二？这是说不清道不明的事。于是便模棱两可地写成“1952年湘西自治州成立”，给读者留下想像空间。这种叙述会给人误导，好在2017年6月8日的《团结报》刊出一版关于湘西苗族自治区成立的照片，以矫正视听。

　　一本著者为州级领导，名为《品牌的力量》的论文集，其纲领性文字“前言”里，有这么一段线年，新中国之初，万象更新，吉首县设立；1957年，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成立，吉首成为自治州州府所在地。”这段话两个不妥，一是失考，二是空缺。吉首县的前身是乾城县，它的人民政府是1949年11月16日成立的，而它经政务院批准改名为吉首县是1953年4月1日的事，所以“1952年吉首县设立”说不通。吉首历来就是以苗族为主体的少数民族县，新县名“吉首”用的便是苗语谐音，1952年苗族自治区成立，它就是自治区政府的所在地。这些事实对于吉首的沿革来讲不算小事，可人们总会疏忽它。

　　自1957年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成立，苗族排名于后之后，无论代表名额、干部配备，它都会次于土家族；就连宣传报道方面，人们也会考虑到它的位置，所以不少场合不提苗族自治区（州）是情理之中的事。

　　湘西苗族自治区成立之后，苗族干部成了香饽饽。老红军石邦智1950年回湘西时是营长，1952年当选苗族自治区主席，成立了正师（厅）级干部。凤凰县苗族大学生吴焕彧，1950年参加工作，1952年任凤凰县县长，可谓平步青云。在苗族干部被大胆使用，迅速提拔的时候，识别苗族却错误地坚持语言标准，把一些与苗族既有血缘、地缘关系，也有民族意识，仅是丧失语言的人排斥在圈外。这种不当除了对民族概念认识不清外，还缘于保护自身利益的潜意识。将世俗标准当作法理标准来确定民族成份的失误，除了当时就引发一些不和谐因素，也留下了隐患。

　　1952年8月6日,湘西苗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在乾城县人民乐园举行就职典礼暨庆祝湘西苗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成立大会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时，中国只有54个民族，广场只摆了54门礼炮，鸣炮时只代表54个民族放了54炮。

　　1950年9月25日在甘肃省成立了东乡族自治县，“东乡回”、“蒙古回回”被确认为单一民族，中国便有了55个民族。东乡族来源于蒙古族，信奉伊斯兰教，但他们与蒙古族和其他穆斯林又有差异，于是被单独确认。因为它被确认前就是少数民族，所以确认工作很顺利，也没有留下什么后遗症。

　　土家族在被确认以前，其成员的民族成份是汉族。无论对这个人群的历史可作何种诠释，可当时他们的汉族身份却是不争的事实。用他们自己的话讲，他们的少数民族身份被湮灭了。再者，土家族是个复合型民族，从源头上看，它有来自江西的汉人；由演进过程考察，亦有被封建王朝驯服的熟苗。这种客观的说法过去会被扣上“否定土家族存在”的帽子，接踵而至的呵斥是“几百万土家族人民绝不答应。”在提倡多元化思考的21世纪，我们还是平心静气地来说一下这件不可回避的尴尬事吧。有确认权者才有否定权，所以“否定”的帽子扣到普通人头上是文不对题；事实上无论别人说甚么，都不会影响土家族的存在。再者，代言人必须经过授权或公投才能产生，自诩的代言者所说仅能代表他自己，供参考可以，当真则不必。有理行天下，实事求是地讨论问题就不怕横加指责。

　　原国家民委副主任，我国民族识别专家黄光学先生，在那篇带总结性的文章《中国的民族识别》里，有一段发人深省的告诫，他说：“现在我国有些地区的一些人们共同体固有的民族特征大部分已经消失，而与某一些民族共性较多，在处理这类人的问题上尤应慎重。”民族问题、民族矛盾，是伴随着民族的存在而存在的；我们的任务是缓和民族矛盾，力求民族团结。要达到和谐的目的，就必须尊重事实，以平等的原则处理问题，绝不可掩盖矛盾，损伤某一方面的民族感情。

　　向高层领导提出土家族确认问题的是永顺人田心桃（女），她于1950年9月曾以苗族身份列席中南军政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并以苗族身份赴京参加国庆观礼。据田心桃的远房亲戚说，田后来改报了土家族，可她的外婆却一直是苗族身份。

　　土家族的确认问题被中央认可后，国家民委于1955年委派潘光旦、王静如二教授赴湘西作调研。潘光旦事后写了《湘西北的土家与古代巴人》，王静如写了《土家族语言的初步意见》。1956年3月，潘光旦再到湘西调查，坚持土家可确认为单一民族的观点。当时人们并未把这个问题上升到政治高度，仅将其作为学术问题看待，自然有人对潘的论断持否定意见。湖南省政府参事室参事向乃祺（永顺县人），就写了篇《湘西“土族”考》。这位解放前的国大代表、监察院监察委员，因不知深浅而秉笔直书道：“湖南省在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南军政委员会正确领导下执行《共同纲领》的民族政策，建立苗族自治区，使湘西少数民族更加团结，得到祖国大家庭的温暖；必不忍独令土著民族数典忘祖，向隅兴叹，斗胆提供管见，作为政府参考。”

　　存在不同意见是必然的，紧跟中央战略部署是必须的。1956年11月29日，湘西苗族自治州地委作出《关于请示批准土家族为一个民族的报告》。12月8日，省委电报批准了州委的请示，并转呈中央。1957年1月3日，中央统战部发出第570号加急电报，作为正式确认土家为单一少数民族的批复。土家族被确认后，当时湘西苗族自治州的10个县只有19.43万人填报土家族。由呈报和批复程序不难看出，土家族是在密锣紧鼓的状况下被确认的，确认的关键在于中央的决定，并且那时已着手反对地方民族主义。

　　土家族被确认后，湘西的民族关系开始了新的篇章，一些历史事件又将作新的诠释。

　　土家族被确认后，在湘西就开始了如何自治的讨论。由于言者的族属、地位、视角各异，于是产生三类不同意见。来自苗族方面的意见是，自治州由1952年苗族自治区成立已历时5年，如果与土家族联合自治的话，那么苗族自治州就将消失，群众必有疑虑。另一方面土家族汉化程度高于苗族，若联合自治处于弱势的苗族会吃亏。土家族方面也不愿意联合自治，他们认为现在我们既然被确认成少数民族，就应该拥有自治的权力，他们估计联合自治会让他们位于苗族之后，不便于争取民族照顾。他们希望单独成立土家族自治州，既避免撤销苗族自治州，挫伤民族感情，又便于作人事安排与争取到民族照顾的实惠。汉族人士同样不主张联合自治。理由是苗族自治州只要照苗族一家，联合自治则多了个照顾对象，那么汉族干部的任职提拔及其他实惠将会相应减少。大家都希望多一个自治单位，让各方面多得一点照顾。

　　若是遵循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宗旨，尊重基层的意见，考虑到照顾群众利益，那时划出原由苗族自治区代管的4县，以它为基础，在清代为府、民国是专区的永顺成立一个湘西土家族自治州，那或许是个皆大欢喜的事。事情看起来本是顺理成章的，所以土家族人士已作这方面考虑，连人事班底已有筹划。又谁知，中央决定苗族、土家族联合自治，那些讨论摸底全成了走过场。

　　传达了两族联合自治的决定后，上头又布置了关于排座次的讨论。经过第二轮讨论，1957年3月1日，湘西苗族自治州地委向省委上报《关于筹备成立苗族、土家族自治州的初步方案》。该方案经省委核准后，7月17日，湘西苗族自治州地委，又向省委上报了《关于建立苗族、土家族自治州的初步方案》。由这两个方案可知，原先拟定的联合自治州是苗族位于土家族之前的。这个根据现有自治基础与历史因素拟定的方案，并不符合中央的意图。7月19日，中央统战部在长沙召开了专题讨论会。阐明了中央关于成立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最高指示。8月5日，湖南省人民委员会（即省政府）向国务院呈报了要求成立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请示。8月6日，省府召开第21次委员（扩大）会议，通过了建立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决议，决定设置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撤销湘西苗族自治州。

　　8月21日，选出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第一届人民代表451人，其中土家族142人，占总数的31.5%，苗族127人，占28.1%，汉族180人，占40%。

　　1957年9月15日至20日，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吉首隆重召开

　　回头一看，这成立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酝酿过程明显有猫腻，既然一切上头都决定好了，为何又要下面多次讨论呢？要知道那是1957年，发动反斗争，他先要人们大鸣大放，然后再戴帽子、打棍子。对此，他在政治局开会时说是“搞阳谋”，要“引蛇出洞”。在中，湘西州共划分子1183人，其中219人系苗族、土家族干部。除了这219人，还有不少内定的中右分子、宗派主义者与民族分裂主义者，凡是对民族区域自治问题发表过意见的人，都被在档案里记下一笔黑账。

　　1981年6月中国第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1957年的反斗争是如此界定的：“反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分子’，造成不幸的后果。”这个决议还说，由于个人崇拜与专断的错误没有被遏制，以至他后来又发动了史无前例的。关于“文革”，《决议》是这样论断的：“历史证明，‘’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基于中央的结论，人们把“文革”称作“十年浩劫”。但是，少数既得利益者，时至今日仍然以肯定的态度怀念，看来左右人们思想的似乎只有利益了。

　　尽管造成不幸后果，但从最高领导人的治国艺术看，是成功者。这位熟读古书有雄才大略的一代巨人，运用掺砂子、挖墙脚、过河撤桥类的韬略，让众人慑服，天下太平。民国学者佘贻泽在《清代的苗民问题》开篇言道：“苗民成为中国内政上一大难题，不自清代始，远溯周宣王时，即有荆蛮之叛。当时之荆蛮，与今日之苗为同一民族。”解放后开始了新纪元，苗族问题已不再是甚么内政难题。

　　1957年9月20日，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近万人在吉首广场召开大会，宣告自治州成立。唐克立摄

　　1977年9月20日，湘西州各族群众在吉首广场（现吉首商业城）庆祝建州20周年。唐克立摄

　　土家族的确认发端于湘西苗族自治州，其确认过程以及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成立的所有请示报告与其他程序，都是由湘西苗族自治州党委政府完成的。后来，又相继出现了几个以土家族为主体的自治单位。由于运作得当，后起之秀的发展远比湘西好。缘于土家族品牌能带来实惠，湖北长阳亮出“中国土家族之源”的招贴。几十年过去了，湘西，这块含金量最高的少数民族热土，依旧处于相对落后状态。

　　湘西发展滞后也有其自身的原因。1952年当选苗族自治区主席，又在湘西苗族自治州州长、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州长位置上一共干了25年的石邦智同志，当政时立下一条规矩，那就是：“谁向上级伸手，我就砍谁的手。”直到1977年他到省直机关任职后，才省悟到这出于忠诚淳朴的规矩不利于地方经济的发展。

　　由于历史造成的民族差异，一些少数民族处于相对落后状况，不能与先进民族同等享受宪法规定的平等、自由、发展的权力，这就是民族事实上的不平等。譬如，按理讲高考时照分数录取是平等的，可这样做不利于少数民族的发展提速，于是便有了加分照顾政策。远在清嘉庆年间，朝廷就核准湖南另编边字号与田字号设立照顾名额，让苗疆考生和苗族考生有中举的机会。民族事实上的不平等看起来是政治问题，实质是经济和文化问题，所以民族工作的着眼点在于迅速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实践证明，少数民族地区不向上伸手求得资助，又怎能迅速发展？

　　要发展，先发声，这是发展快的少数民族地区的经验。发声的症结在于历史教训让少数民族干部谨小慎为，不敢大胆反映诉求，生怕被扣上狭隘民族主义或地方民族主义的帽子。这顾虑在于缺乏改革开放意识，在新的世纪里，我们高呼着“是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的口号，还怕为少数民族群众的利益呼吁吗？过于明哲保身，难免会滑入华丽利己主义者的范畴。

　　民族工作的宗旨是“雪中送炭”，而不是“锦上添花”；换一种说法便是民族工作的原则是朝顷斜，而不是均分民族照顾的实惠。这就要求我们对各少数民族及少数民族地区作具体分析，区别对待，确保扶贫扶到点子上。

　　在民族领域里尚有不少不尽人意的地方，追根溯源，那是尊王攘夷意识的残余影响在作祟。这并不奇怪，因为人们的思想认识不可能与社会制度的变革齐步走。回顾历史，找准弊端，更新观念，方能迎头赶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