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州花儿_分类_临夏_体系
“花儿”，这朵根植于河州、盛传于西北三省区二十多个县、七八个民族的艺术之花，正以它顽强的生命力和艺术感染力，不断地向其他地域和民族传播发展。由于它流传的地域广，演唱的民族多，内容浩瀚，形式短小精炼，曲调丰富多彩，种类比较复杂，所以，研究它的体系是很有必要的。
为了求得一个比较科学的分类方法，近几年来，卜锡文、朱仲禄等人对有关“花儿”体系问题，做过一些有益的探索，引起大家的注意。作为一个“花儿”家乡的爱好者，也想对此问题谈一点不成熟的看法，与大家商榷。
西北民谚云：“西安的乱弹（即秦腔），河州的少年（即‘花儿’）。”乱弹的称呼和少年的称呼兴盛于明代，可见这两种民间文化艺术在西北各民族中流传的盛况。这个历代流传下来的谚语，不但真实地记录了河州是“花儿”的发源地，而且如实地反映了西北各族劳动人民对河州“花儿”的爱戴和高度评价。
河州是临夏的原名，现在的临夏地区是原河州辖域的一部分。早在十六国前凉分凉州置州。前秦时相当今甘肃黄河、大营川以西、乌鞘岭以南，西倾山以北，和青海民和县地。此后，在隋、唐、宋、元、明代，先后设为镇、州、路、卫、府时，辖境屡变。清康熙时，在保安堡、起台堡、贵德堡、大通堡、洪化寺堡、冯家堡等地设立分防，管理这一地区。到了1913年才改为导河县。
河州地域的历史沿革说明，今天我们所说的临夏“花儿”和青海“花儿”都属于河州“花儿”的范围，这样，我们就不会把临夏“花儿”和河州“花儿”混同理解了。也不会争执哪里是“花儿”的故乡这个问题了。
到了上世纪三十年代，甘、青分省后，才开始出现了甘肃“花儿”、青海“花儿”（又称河湟“花儿”）、宁夏“花儿”、临夏“花儿”等提法。解放后，又出现了回族“花儿”、东乡族“花儿”、汉族“花儿”、撒拉族“花儿”、保安族“花儿”、土族“花儿”、裕固族“花儿”、藏族“花儿”的提法。由此看来，“花儿”如何分类，势在必行，是目前“花儿”研究中亟待商榷解决的问题。
从“花儿”的历史背景看，“花儿”的分类，大致有三种方法：一是按地区分类；二是按民族分类；三是按具体情况分类。如果没有一个科学的、统一的分类方法，三种方法并存的话，势必造成概念上的混乱现象。根据目前“花儿”分布的状况以及“花儿”的整个体系来看，历来的民间原始分类法，显得比较简单和粗略了，已不能全面的、系统的、详细的反映现代“花儿”的基本概况。为此，我想在民间传统分类的基础上，采取第三种方法（即按具体情况进行分类，就是按地区与民族分类兼存的形式）结合新的“体系说”，概括为两大体系，六个分支、十七种类。
六个分支是：甘肃支、青海支、宁夏支、新疆支；洮岷“花儿”两支——北路支、南路支。
十七种类是：甘肃支七种类，即临夏的南乡类、东乡类、北乡类、西乡类、保安类、撒拉类、裕固类；青海支四种类，即类、撒拉类、乐都类、土族类；宁夏支两种类，即同心类、固原类；新疆支两种类，即昌吉类、伊宁类；洮岷“花儿”两支两类，即莲花山类和二郎山类。
为了明显好看起见，我将“花儿”体系概况，归纳为一览，供大家研究，使其逐步修正完善。
在各种类里，令调很多，我只列举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令，因篇幅所限，不再枚举了。
近几年来，有的人主张把河州“花儿”改名为河湟“花儿”，我觉得有些不妥切。原因是：〈一〉河州“花儿”的名称由来已久，经过了漫长的历史阶段，它既肯定了“花儿”产生的地区和渊源，又真实地反映了“花儿”的发展史，影响深远。〈二〉民歌的名称是劳动人民在长期的传唱中，按自己的意愿共同创造的，是属于劳动人民的，他们喜欢怎样叫，就该怎么叫，不应随意去篡改。否则，就会违背民意。〈三〉混淆了源与流的关系，抹杀了“花儿”的历史。所以，我认为不改为好。“河州花儿”的“河州”指的是历史形成的大河州的概念，已经包含了“河湟”的地理范围。
关于“花儿”的分类，民间很早就有传统的、简单的分法，只是我们没有调查总结而已。就以我的家乡——临夏西川为例，人们习惯用“类”（读lei）区分民族风格和地方风味。我在多年的农村基层工作中，听到过许多老脚户和老年人说“某某类好听”“这个曲是某某类”的说法，我曾问过一位老脚户，什么叫做“类”，他说是“就是那一带唱的所有‘花儿’调子”。这就说明，他们所说的“类”，是指某一地区或某一民族“花儿”调子的旋律，音调风格、特色而言，含有广意、概括意，是指某一种类型和派别，绝不是狭意的指某一个令。当然，令是类的主要内容和支柱，各种类是通过许多令来体现不同风格的。有的人认为类是令的错读音，是一码事。其实不然，类和令的含义和概念是完全不同的，况且，在临夏民间早就存在着南乡类、北乡类、东乡类、西乡类、类、撒拉类、保安类的传统叫法。根据上述历史事实及其“花儿”本身存在不同类型这一具体情况，我觉得把“花儿”按类分是合适的，是符合民意和客观实际的，也是比较科学的。
众所周知，河州大令、二令、三令以及白牡丹令、尕马儿令、大眼睛令、脚户令、呛螂螂令等，这些脍炙人口的令调几乎在各类中都在流传，而且都有变异现象。群众把这种现象归结为一句民谚：“同一个曲子，十唱九不同”。但是，在各种类里（在各个“花儿”会场里），总有那么几首具有地方、民族特色的令在盛行，而这些令大部分都带有地方性和习惯性。并不是在每个“花儿”会场里，人人都能唱所有的令，往往带有局限性，风味也不是清一色。这就是类与类之间的显著区别。例如七里寺一带流行的令、二梅花令、三啦啦令等，在和政松鸣岩一带是不唱的；而松鸣岩的“花儿”会场里，歌手们又不唱或不会唱令等，这种现象在各个类中普遍存在。
〈一〉因一种少数民族聚居在一块，他们的语系相同，民歌的旋律相同，又有统一的民族性格特点，加之特定的环境影响，运用“花儿”这一灵活优美的艺术形式，共同创作出了切合本民族风味的独特令调。例如，盛产酸巴梨的西南乡一带流传的酸巴梨令，其他地方是不唱的。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由于“花儿”会的恢复或发展，酸巴梨令开始登上舞台，传向其它地方。在长期的文化交流中，不断地丰富和发展了自己的曲调，从而形成了一种具有民族风格的类。如撒拉类、保安类、东乡类、土族类、裕固类等。这些类形成的原因基本相同。这就是后来许多人按民族分类的缘故之一。
〈二〉因几种民族长期杂居在一起，在共同生产劳动、共同生活、互相交流、相互通婚、交易往来、共同歌唱的过程，逐渐形成了差异不大的共同语言，加之“花儿”会的直接影响，以及周边民歌的长期影响，便产生了颇有地方特色的令，又经过各族歌手共同的匠心创造，自然形成了一种多民族一体的具有地方风味的类。如类、南乡类、北乡类、西乡类、乐都类等。形成的原因与第一种类型有所区别。这就是人们按地区分类的原因所在。
〈三〉不同的类是由许多个不同的令（部分相同或为变异体）组成的。例子我已在体系概况中列举过了，不再重述。但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有些各类中都唱的令，如河州二令、三令、尕马儿令、白牡丹令等，在不同的类里，均有变异。（例子在第三部分中谈到）这种变异体同样是各类的组成部分，不能一概而论。因为在这些同令变异体中，包含着地方风味和民族风格问题，如果我们忽视了这些细节变化，那是很不应该的。
所谓“令”者，是指某一个具体的调子或曲牌而言，不含广意。临夏人俗称“某某调子”，直呼其名。如阿哥的肉、阿哥的憨肉肉、白牡丹、尕马儿、大眼睛、绕三绕、水红花等等，到现在为止，民间还保留着这种朴实的习惯。就象目前群众还分不清哪是河州大令、哪是河州二令、哪是河州三令一样。因这些文雅的代号和各种令的叫法，时间不长。如大部分调子是上世纪四十年代才开始叫做令的。我们从张亚雄先生的《花儿集》论集中，可以找到例证。如他所举的十三种调子里，并没有令的叫法。就是所谓河州大令、二令、三令、四令的叫法，也是解放后在知识分子中才兴时起来的，因而群众还不习惯。现在，人们把某某调叫做某某令，是提高了文化水平和知识的结果，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并非偶然的现象。
“花儿”诸令的命名形式，多种多样，来历不一。但我们通过对令名的分析研究，可以归纳为八、九种形式：
〈一〉以地名命名。如河州大令、二令、三令、瞿坛令、湟源令、西宁令、孟达令、令、川口令、峡门令、莲花山令等。
〈二〉以代名词命名。如憨肉肉令、尕阿姐令、五荤人令、尕肉儿令、黄花姐令、红花姐令、醉八仙令、尕阿哥令、尕妹妹令、尕姑舅令等。
〈四〉以衬词命名。如呛啷啷令、绕三绕令、三啦啦令、六六儿三令、哎哟哟令等。
〈六〉以花名命名。如金点花令、水红花令、白牡丹令、二牡丹令、蓝牡丹令、山丹花令等。
〈八〉以曲调特点命名。如三起三落令、扎刀令、平令、直令、哭令、大转弯令等。
〈九〉以劳动生产和事物命名。如麻青禾令、看一趟阿哥来令、上山令、梁梁上浪来令等。
“花儿”的令，是由正词和衬句、衬词、虚词以及曲调两个部分组成的，而曲调要占主导地位。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三分歌词七分唱”的道理。就词而言，倘若只研究正词，不研究衬词、衬句和虚词的变化，我认为只研究了一半。因为它的泥土气息和民族风味恰在衬词、衬句和虚词中间，忽视了它的作用，就顶如做饭菜忘记了调味品一样。
“花儿”的每个令，都有一定格律的正词（四句式、五句式、六句式、五句破格式和三折腰式）和固定的衬词、衬句以及为正词服务的虚词，不是千篇一律。有的人乱用虚词，闹出许多笑话。这种例子屡见不鲜，希能引起编辑同志的足够重视。
“花儿”的衬词、衬句和虚词，乐都十大美食因地方、民族、语言的不同，用法有别。如临夏的白牡丹令为例：
在各类“花儿”中，普遍存在着同名不同令或者一词多令的现象，人们把这种现象称之为“花儿”的地方风味和民族风格。这些细节的变化，也正是类与类区别的主要标志。如果我们光从出版的“花儿”词上去研究，忽略了对曲调、衬词、衬句和虚词变化的研究，那么，是谁也说不清楚“花儿”的基本特点。同时，我们从上述两例中可以看到，一定的衬词、衬句和虚词是为一定的令服务的，它是一个完整的统一的肌体，是不能任意分割的，也不是乱加乱用的。
在各类“花儿”中，除了洮岷“花儿”两种类里令比较少而外，其他十七种类里，令是比较多的，并且各具风貌。例如保安类和撒拉类“花儿”的令，旋律一般高昂开朗、音域宽广、奔放潇洒，栩栩如生的反映出保安族和撒拉族人民豪放直爽的性格特点和高原风貌。又如临夏的南乡类“花儿”的令，旋律大部跌宕起伏而激越，犹如巍峨峻峭的太子山一样，形象的反映出居住在太子山区各族劳动人民的精神气慨。
再如类的“花儿”，群众都称做“软类”，它的旋律婉转悠扬，柔和刚健，抒情意味很浓，真实地表达了当地各族人民朴实忠厚的情愫。
还如宁夏同心类“花儿”的令，因受到陕北民歌、蒙古爬山调、二人台的影响；固原类的令，受到陇东道情和秦腔的影响，旋律又同其他各类迥然有别。
因我是一个不懂音乐的人，不能用乐谱对比说明各类的艺术风格，而“花儿”绝妙之处恰恰是“三分歌词七分唱”，音乐最重要。因此，我希望从事“花儿”研究的音乐工作者，积极地去开垦这块闪光的处女地，从中吸取营养，推陈出新，创作出各种不同风味的作品来，丰富和发展“花儿”园地，更好地为各族劳动人民服务。
关于河州“花儿”和洮岷“花儿”不同的词式结构，已有许多专论文章做过介绍，我想不再重复累述。但需要提及的是，关于卜锡文所说的“陇中花儿”的问题，刘凯提到的“风搅雪”式“花儿”问题，都牵扯到“花儿”的体系等有关方面，我认为上述“花儿”是由河州脚户传唱、其他民族学唱没有到位的现象，所以，建议有关部门派调查组进行实地调查，加以甄别后，再列入“花儿”体系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