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万一斤的西湖龙井卖不出去了
一边是不断增长的库存，另一边是手机里传递出的各地疫情报道，李铭内心有说不出的焦灼：本以为今年只是在产量上少了点，没想到现在连销售也出了大问题。
一边是不断增长的库存，另一边是手机里传递出的各地疫情报道，李铭内心有说不出的焦灼：本以为今年只是在产量上少了点，没想到现在连销售也出了大问题。
她隐约觉得，如果按目前情况，自家企业今年销往上海市场的西湖龙井，怕是要“全军覆没”了。
事实上，不只是李铭所在茶企，今年杭州整个西湖龙井在生产和销售上都面临着巨大的难题。在采摘环节，因为疫情管控，头几天明前茶的采摘旺季，采茶工未能及时到岗，只能听任茶叶疯长，直接出现了特级原叶枝头高挂，却无人力进行采摘的现象。随着上海疫情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不少茶企和合作社都选择了放弃最后十天的采摘，提前送所有采茶工回家。
“前三天，后十天，春茶采摘总不过二十几天，这就（被迫）浪费了十三天，今年产量上的减少和损失，可想而知。”李铭这样感叹道，她甚至不愿意去算产量产值上的大概亏损。
据业内人士估计，每年西湖龙井核心产区龙井茶的总产量在135吨左右，这里面包含着很大一部分礼品茶。作为茶中“茅台”，西湖龙井明前茶的礼品定位很清晰，价格也十分坚挺，档位从精品到二级，销售额从三万块一斤到四千块一斤不等，除了一部分老茶客的自饮自酌，更多的西湖龙井则以礼品茶的身份在市场上流通。
上海市场，通常占据了明前龙井茶的很大一部分份额。而今年，受快递和疫情影响，这些标价三万三的精品西湖龙井受到了明显的冷落。
“因为在杭州离得近，我这边客户半数都是上海的。现在好啦，原来客户们预订的两三万一斤的明前茶，现在只能炒好包装好在自家仓库里放着落灰。一年到头的收成全指着这些茶叶，今年却这样，明前茶卖到雨前的价格我就满足了。”李铭只希望能尽快将这些礼品茶出手。
和李铭有些不同，除了担忧今年茶叶的产销之外，戚英杰还发现了另一个关乎西湖龙井根本的严重问题。
作为杭州西湖龙井茶核心产区商会的会长，戚英杰经营的杭州西湖龙井茶业有限公司与将近270亩面积的茶园有着密切合作。每到春茶成熟采摘的时候，他总会招纳大量采茶工进行为期20天左右的采茶工作。从采摘到炒制，经历粗加工、精加工等众多生产流程最终将成品运往全国各地，戚英杰有一套完善的生产制作流程。
但今年，戚英杰有些坐不住了。采茶工关联着从原叶生产到加工的每一个环节，非常关键。采茶是个手工活，是机器可无法替代的，所以在每年龙井茶的生产环节，采茶工们都发挥着难以替代的作用。但眼看着采龙井的工人老龄化程度越来越大，从最初的十几岁到三十几岁、四十几岁，再到现在的六十几岁，七十几岁，戚英杰的心里越发焦灼了起来。
“现在还好，可是要是等这一批人老了呢？！”龙井茶是戚总所在的龙井村世代以传的特产，当地村民少，茶园又多，完全不能应付旺季采摘，“天一热，茶叶长得快，它不可能跟人商量嘛，人手跟不上，茶叶质量不就下去了。”
今年三月份又遇到特殊疫情，外地采茶工一时过不来。“采茶工们还没来的时候那几天刚好气温高，茶叶生长得飞快，我们只能自己上，一边从没有疫情的省份找采茶工，一边得先去采茶叶。好在村里大家都搭把手，也有志愿者，这才总算熬过来了。“想起当时慌张的情景，戚英杰仍心有余悸。
然而，最初的“抢收”因为人力有限，只及时采回了一部分精品原叶，更多的茶叶在高温的催化下自由生长，然后只能被迫“降级”。
而赶上今年疫情不稳的大环境，还没来得及仔细思考采茶工老龄化的问题，经营方面也是情况屡出，龙井茶生产包装的上下游产业链条遭到了前所未有的重创。戚总对每年的贡牌龙井茶外包装很重视，从产品设计风格，到每一个图纹元素，都会仔细斟酌把关，好不容易确定了今年新的包装风格，但问题却出现了。
外包装用的茶器，戚的公司与泉州德化的一家烧瓷工厂已有十多年的合作，今年头一回被放“鸽子”。瓷器胚都做好了，但工厂却因为疫情原因直接“停摆”，没法开工，瓷器自然烧不出来。眼看着今年的新包装迟迟来不了，戚英杰急得整宿整宿睡不好觉。他想了很多办法，但还是无计可施。新包装出不来，但茶叶还得销售，不得已，戚英杰招呼员工们给新茶再次穿上了去年的“旧衣”。
事实上，这种情况谁也没料到。今年3月初，距离头茬春茶采摘还有半个多月时间，像很多龙井茶生产商一样，戚英杰特地开通了抖音直播带货的新渠道，早早地给今年的茶叶做起了预热。开播十多天内，凭着自家茶叶的口碑，再加上今年设计新包装对客人们的吸引力，一时之间预售的订单数目十分可观。
而福建泉州市的疫情却不怎么乐观。面对着连续几天的疫情新增人数，政府第一时间进行了管控，工厂停工，人员隔离，早先烧制好的瓷器胚在空荡荡的工厂落了灰。
“今年的礼盒包装元素融合了中国元素，都是我们想了很久熔铸了很多历史意蕴在里面的，做工也都非常精美。宣传片发出后，订货的顾客也是很多的。但是没办法，这毕竟是不可抗力因素。”戚英杰觉得很惋惜，脸上也都是无奈。
在换成旧包装后，一些客户选择了退订，这又是一大笔损失。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似乎要把胸中所有的失望都抒发出来。原本他还想着，今年的产能估计能再增长50％。
“现在又赶上上海这波疫情，很多地方快递停运，前段时间一直用的顺丰也停了，我们还是在杭州，更没办法了。（产销量）能和去年持平就好了。“沉默了一会儿，他发出了这样的感叹。
和戚英杰一样，今年开春不利的大环境让王晶所在的茶叶合作社销售额亏损最少四百万。合作社从14年成立以来，一直保持着稳定的运作模式，直到今年，一切都被打破了。
王晶所在的合作社主打龙井精品茶的制作，不管是原叶还是手工技术，都有很高的要求。
往年可以自发组织来的采茶工，今年因为疫情原因，因为考虑到村民们外出的安全问题，当地村委进行了严格的限定。可采茶迫在眉睫，为了保证有充足的人力，王晶不得不各种协商想办法，辉南特产终于，最后跟村委做了这样的承诺：采茶工出村时由合作社派大巴统一去接，中途不进行停留，直达龙井村。
同时，抵达龙井村后，辉南特产严格规定采茶工不出村，并每隔几天都会进行核酸，返程时会统一进行核酸并派专车送回村内。除此之外，采茶工返回后要进行3+4的隔离，前三天的统一隔离由合作社负责费用，每天每人200元。这样算下来，光在采茶工身上的开销，除了基本工资之外，又每人多出了至少600元，36个采茶工，10个采茶师傅，就是将近28000元，而这，还只是大概的费用。
本以为协商好之后一切都可以按部就班，但天不随人愿，王晶也遇到来不及采摘的情况。
在采茶工还未到达的时候，气温突然上升，骤然爬升的温度打了所有人一个措手不及。高温下的茶叶疯长，采茶工没到，前三天凭借当地村民采的茶又有限，很多鲜叶就采不下来，留在茶园。
在他看来，茶业也属于农业的一部分，靠天吃饭，难免会有些损失。但当时的他并不知道，损失才只是刚刚开始。
王晶所在的合作社每年会有两批采茶人员在春季时到来，然后在4月7日左右离开时，会剩下最后10名采茶工进行收尾工作。但在今年，因为疫情原因，两批采茶工统一乘大巴车来，统一在4月7日离开龙井村，踏上了返程之路。
今年采茶工全部离开，没人留下来收尾，与合作社进行合作的茶农家里还有大量茶叶未采摘完。全部撤离意味着放弃了最后十天的产量，为什么要这样做呢，王晶有自己的原因。
“因为疫情不断加重，谁也不知道杭州会不会出现病例，需不需要封控，如果封控又要封控多久，这谁也没法说。但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只要采茶工在我们龙井村，那我们合作社就要承担所有的费用和责任，如果一旦封控，他们在这里的衣食住行我们要一直承担，承担到什么时候呢，承担到解开封控为止。”
除了资金上的花销之外，茶叶合作社还要保证他们不会出村，主要是精力上的损耗。“现在这形势，不确定风险太多了。我们招人家来工作，肯定是好好地接出来，平安地送回去，所以综合考虑，后十天的钱我们不赚了，茶叶不摘就不摘了，特殊时期没什么比安全更重要。”王晶有些沮丧。
而最后十天茶的产量归零，意味着什么呢。王晶点开了计算器算了这样一笔账：即使在最最保守估计的情况下，一天半手工茶的产量在五十斤，十天五百斤的产量，按往年最后一部分茶叶在市场上的销售档位来看，在四千档和六千档中取个平均值。五百斤产量，大约售价在五千元，何况这还只是最保守的估计，单零售额就减少了两百万，这样直接的损失，让王晶一提起就叹气。
再之后，多地的快递停运，上海等多个地区进行了封控，这就导致上海等封控区的订单基本为零。
在合作社生产的总销量中，上海客户占据总数的四分之一，且大多数上海客户需要的都是特级茶叶。这和杭州龙井茶核心产区商会秘书长赵宏权的估计差不多，他预计西湖龙井茶在上海市场占总产量的15-20%左右，眼下几乎是“全军覆没”。
“上海很多客户要的是明前茶，因为明前茶大多都是礼品茶嘛，市场定价呢是三万三一斤，虽然上海只占总销量的四分之一，但单价是高的嘛，这样下来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王晶做了这样的解释。
“这些都只是保守估计，我们算要往少了说，说多了肉痛，但真实减少的销售额只会比这个数字多，不会少。”王晶苦笑了几声，“稳定的心态很重要，一直在跟自己说，少挣点就少挣点嘛，没什么的。”这些天，他一直在这样宽慰自己。
从龙井村茶农和茶厂老板们的脸上，采茶工们也读出了重重心事：眼瞅着谷雨已至，传统的明前龙井茶销售旺季已经过去，龙井茶是一年采摘一季，今年的收成远不如预期，差不多已经成为定局，茶农们只有一声叹息。
被隔离在家的北上广的很多老茶客也只能望茶兴叹，往年西湖风景区龙井茶园内各类茶馆餐厅，每到周末，辉南特产茶园春花烂漫，游人如织，今年客人寥寥，原本会来光顾的上海客人们大概率会在家里度过这个春末。
2022年3月18日，杭州，进入采茶季的龙井村对所有进村人员执行严格的新冠疫情防控措施。
采茶工吴桂芬今年的采摘时间也要比往年短，只忙了几天就赶着回去了。4月15日，她刚刚在衢州老家结束了为期一周的隔离生活，她还惦记着雇主们的茶叶收成，“今年疫情这么严重，大家的日子估计都不会太好过。”
“之前从没有过这样的情况，算是龙井茶生产有史以来最困难的一年。”赵宏权秘书长用“困难”两个字来总结今年龙井茶的整体情况。比起茶企，更令赵宏权牵挂的，是那些土生土长开茶园种植茶树的茶农们。
和其他地方不同，龙井村的村民们对于茶叶有一种别样的依赖感，凭借着龙井茶地理产区的天然优势，他们在当地开设茶摊、茶庄。对于他们而言，茶叶不仅是一种作物，更多的可能是供养一家一年生活的经济来源。
随着疫情带来的快递停运、交通封控等影响，大量茶叶订单因为无法送达而被迫取消，与茶农们长期合作的合作社与茶企面对着一连串的退订信息，考虑到自身的经济效益，不得已停止了对原叶的继续收购。上游订单的锐减，也导致原叶采购需求大幅度减少，茶农的收成缩水。
“如果说是谁承受着最直接、最沉重的打击，那一定是茶农，企业损失的可能是利润，茶农们损失的则更多是成本，一年到头大家都指望着这个，谁能想到呢。”说起茶农，赵宏权总是有些不忍。
“把茶叶留存下来吧，明前龙井是赶不上了呀，雨前龙井也还不好说，要看具体情况的呀。不过那没有买到茶叶的，总归是需要的嘛。”赵宏权这样劝还没出货的茶商。
“我们现在把茶叶保存好，等疫情结束后，总有机会的；日子嘛，熬一熬总能过的。”（受访对象除赵宏权、戚英杰外，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