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甘岭》：用影像为全民族留下宝贵精神财富
今年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为了保家卫国、反抗侵略，跨过鸭绿江，在朝鲜战场上浴血奋战，终于赢得了战争的伟大胜利。在他们这种英勇无畏的抗美援朝精神感召下，保家卫国成了当时新中国电影人积极回应的时代议题，讲述抗美援朝战场上“最可爱的人”即志愿军英雄的传奇故事，成了电影创作的重点表现对象。在众多作品中，电影《上甘岭》以鲜明的艺术特色和深刻的思想内涵脱颖而出。这部电影着重表现“一役”（即上甘岭战役）、“一人”（即综合多位现实生活中的人物杂糅而成的主人公张忠发）、“一事”（即因交通封锁在坑道中面临缺水危机的志愿军战士如何坚守24天的故事），呈现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北安特产不怕牺牲的献身精神以及团结友爱的优秀品质，用影像为全民族留下了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
电影《上甘岭》取材自“上甘岭战役”这一抗美援朝时期最关键也最为惨烈的线年，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对上甘岭地区发动了代号为“摊牌行动”的进攻。上甘岭地区的最高点五圣山是北部地区的中心门户，若失守，敌人进入平康平原，志愿军的战线公里。此地地形狭隘，无法进行大规模进攻，双方均投入了大量力量在3．7平方公里的战地持续鏖战43天，反复争抢阵地达59次，最终我军击退敌人900多次的进攻，歼敌25000多人，双方战线自此稳定在三八线附近，为和平协议的签订发挥了关键作用。上甘岭战役不仅从军事上打垮了敌人的攻势，也打出了我军的指挥艺术、战斗作风和团结精神，打出了国威军威。
主席了解到上甘岭战役的情况后，亲自指示有关方面将其拍成电影。擅长军事题材拍摄的长春电影制片厂承担了这一任务并立即组成阵容强大的创作班子，由沙蒙、林杉任导演；因为林杉曾创作多部革命历史题材的作品，所以由他和曹欣、沙蒙、肖矛担纲剧本创作。电影文学剧本最初以《二十四天》为名发表在《人民文学》上，开拍时改名为《上甘岭》。影片看似是命题作文，却成为传世经典，这主要得益于创作者脚踏实地地深入生活。林杉赴朝慰问时了解上甘岭坑道战后产生了强烈的创作冲动，之后他与沙蒙一同奔赴朝鲜并两度在朝鲜生活数月，参观上甘岭大量的山头、坑道，阅读近百万字的文献材料，访问了战争亲历者57名，为创作打下了扎实基础。
当然，影片不能光有生活积累，还需要依托艺术手法对真实事件进行集中提炼。创作者没有选择宏大叙事来展现复杂的上甘岭战役，而是采取以小见大的方式，将故事重点放在一个连、一个坑道和几个人物来集中体现。故事原型取材自上甘岭战役中志愿军某部八连经过24天艰苦卓绝的坑道战取得胜利的史实。影片以普通士兵的叙述为线索，用多次的“战斗日志”将电影划分为七个主要情节段落，以多幕剧的结构层层递进，以点带面地呈现上甘岭战役从阵地争夺战、坑道战直至大反攻的三大阶段。其中，第一个阶段的阵地战，通过交代七连的坚守和八连的接管，简要介绍了战况、背景、人物关系和主要矛盾；持续时间最长也是影片重点表现对象的第二阶段即坑道战，并未采用流水账式的记录，而是以水的匮乏这一尖锐矛盾贯穿；第三阶段，即大反攻战役处则通过通讯员杨德才舍身炸碉堡的英雄行为将影片推向高潮。由此，七个情节段落张弛有度，有急有缓，实现了人物行为和情绪氛围动静相宜、快慢结合的节奏处理。
在确定“讲什么”“怎么讲”之后，创作者力求用革命现实主义的方法，通过真实的场景、美术、摄影、镜头语言乃至音响等多层面真实还原战争全貌。他们特意邀请当年坚守坑道14个昼夜的志愿军某部四连指导员赵毛臣作为军事顾问。剧组在中国东北相似的山峰上修建了类似的坑道，在解放军工兵的支援下重建了一个“上甘岭”，逼真地呈现出坑道的层次感。美工师刘学尧巧妙采用坑道移动景片分解组合的方法，使灯光、摄影和演员表演能在狭小的空间里协同进行，注意树木、石头等环境物体在战争中的实际变化。不光在军事专业度、战场环境和道具上极为考究，电影还专门从上海电影制片厂请到著名摄影师周达明，以其对比鲜明的光影摄像赋予坑道中的英雄战士雕塑般的质感。此外，不仅演员需要下部队体验生活，去上甘岭实地考察，多名主要角色的演员本身便具备从军经验，片中的志愿军过半均由军人本色出演，呈现出极其真实的战争风貌，迄今为止仍是不可多得的战争片经典。
在人物塑造上，影片采用戏剧“立主脑”的方法突出核心人物——张忠发连长。创作者选择了最触动他们心灵的人物——现实战役中志愿军某部七连连长张计发，“以他为‘模特儿’”并杂糅7个志愿军连长身上的故事创作出电影中张忠发这一典型人物。为了表现张忠发的真实人性，影片在塑造其高尚品格的基础上还表现了他的一些“小个性”。机枪手出身的他常常忘记自己指挥员的身份代替士兵上阵打仗，阵地战激烈时他端起重机枪投入战斗，转入坑道后又在夜晚出坑道轰炸敌人的据点。这种天真率直的性格特质让人物更加立体，也通过人物的自我批判与改进描绘出一个真实可爱的成长性人物。
影片用很多细节表现他作为一个普通士兵的喜怒哀乐和生活气息，如他领头在坑道里面抓松鼠，一打起仗来就要喝水等，让张忠发更加可亲可敬。林杉说：“我们很少借用人物的口来说出‘为了祖国’‘为了朝鲜’‘为了人类幸福’这类话，我们觉得不必说了，他们每个人的行为都在说明这些，只要我们能够忠实地将他们描写出来就对了。”张忠发的扮演者是曾经多次亲历战役的员高保成，其气质形象和角色也实现了完美契合。
创作者还通过坑道中的多重人物关系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折射出张忠发这一核心人物的立体形象，并由此带出一批生动的英雄形象，包括失明而以身殉职的七连指导员孟德贵，天真纯朴且吃苦耐劳的女卫生员王兰，诙谐而富有战斗经验的排长陈德厚，机智勇敢的通讯员杨德才以及顽皮的普通士兵毛四海等。通过张忠发和这些人物之间性格冲突的展开与解决，表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团结一致的集体友谊。据说，原来剧本中没有一个女性角色，主创人员看到一篇关于志愿军女战士王清珍在上甘岭战役中事迹的报道后，加入了女性角色王兰。这个女性角色如同“绿叶中的红花”成了亮点，也为影片主题曲埋下“伏笔”。
影片的其他角色大多也有真实的生活原型与独特的性格特质。如反攻战中在碉堡前用身体顶住爆破筒与敌人同归于尽的杨德才，其原型来自于黄继光与毛世昌等英雄人物。影片中杨德才殉身前回望呼唤连长的特写镜头正是来自于黄继光战友的回忆，其蕴含的现实力量引发了观众的强烈认同。由此，通过对核心英雄人物的塑造和多重人物关系的铺陈，电影展现出人民志愿军立体丰满的英雄群像。
3战士们在严重缺水的情况下，将苹果切成薄片，一人一片，并深情地吟唱《我的祖国》，这些经典桥段被人传诵至今
时至今日，人们谈起电影《上甘岭》，仍对志愿军战士在黑暗坑道中面临缺水危机长达24天的坚守，以及“两个苹果”与“一条大河”的经典桥段念念不忘。上甘岭战役中志愿军能够抵抗敌人疯狂进攻并发动持久有力的反攻，主要依靠的是坑道反击战术。由于坑道本身的储藏限制以及战争的猛烈程度，后勤保障与物质供给非常重要。正因如此，敌人对志愿军的运输线层层封锁，试图让前线坑道弹尽粮绝。水的匮乏成了最大危机，也构成了电影的核心矛盾。
影片中，随着敌人加紧封锁，坑道渐渐陷入沉寂。为了振奋精神，排长给战友们讲述了“望梅止渴”的故事，张连长以身作则地干噎下饼干。正当片中人物因长期断水陷入绝境时，炊事员老王九死一生为张忠发带来师长嘱托的两个苹果。张忠发将苹果给了重伤员，重伤员闻了闻便让给了“可以战斗的同志”，最后张忠发只好将苹果切成薄片，一人一片。这个情节也有现实原型——因为苹果既补水又充饥，志愿军在平壤购买了4万公斤苹果，鸡西美食并下达“谁送进坑道一篓苹果，立即记二等功一次”的命令。然而据史料记载，这4万公斤的苹果最终送进坑道的只有一个，即张忠发的原型人物张计发所在部队断水7日后，火线运输员刘明生运送弹药时带来一个途中捡来的苹果，鸡西美食这个苹果先由连长送给步话机员，又被传给伤员，后又回到张计发手中，他流着泪咬了一小口后往下传，最终一个苹果在坑道里转了两圈才被吃完。这个情节与现实呼应，以小见大地折射出战争运输的不易与坑道坚守的艰难，也体现出战友们无私奉献、团结友爱的革命情谊，赋予了作品感人的情感温度。但影片放映时，一些志愿军老兵对坑道这段描写并不满意，因为实际情况更为严酷，战士甚至要喝尿解渴。对此，沙蒙解释道：“艺术反映生活，但生活不等于艺术。”借此能看出导演的诉求并不止于在电影中如实再现战争的残酷，他更希望能表现艰难困苦中人们对生活的热爱与对和平的向往。他的这种艺术追求更集中体现在影片的主题曲《我的祖国》上。
影片讲述坑道缺水危机这一段内容时，镜头慢慢横移环视坑道内的战士们，最终定格在代表着理想和浪漫的女卫生员王兰身上。当她满怀憧憬地唱起“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之时，影片迎来了浪漫的抒情时刻。由王兰的歌声引领，空镜头展现出新中国的秀美河山，表达了志愿军对家乡的思念。在她的引导下，战士们激情澎湃地齐声合唱，既体现出上下一心的集体主义精神，又缓解了战争的紧张气氛，为艰苦灰暗的坑道带来了诗意之光。
这首《我的祖国》由著名音乐人乔羽作词、刘炽作曲。回顾创作历程，乔羽曾言，“我用很抒情的调子来写这首歌曲，是为了表达在面对强敌、很严酷的战争面前，鸡西美食我们战士的镇定、乐观、从容，有广阔的胸襟。我想告诉人们，他们是在这样的一种精神状态下战斗的，他们能赢得这场战争不是仅凭血气之勇”。原来首句歌词本是“长江万里波浪宽”，不过乔羽想到，因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家乡，都有自己的母亲河，于是就改成了“一条大河波浪宽”。以“一条大河”来泛指祖国大好河山，因为“从对祖国的体会来说，不管你是哪里的人，家门口总会有一条河，河上发生的事情都会与你相关联，寄托着你的喜怒哀乐，只要一想起家，就会想起这条河”。“一条大河”以其家国同构的意象，串联起前线奋战的战士与后方家园间的情感联系，最大限度地实现了共情。不少外国朋友唱起这首歌时热泪盈眶，想来也是触动了内心最柔软的部分。正如导演沙蒙“即使将来这部片子没有人看了，这首歌还有人唱”的希望一般，歌曲《我的祖国》超越了时代，无论何时何地响起，都能以浓郁的爱国情怀唤起中华儿女的凝聚力和认同感，并重新唤醒那一段尘封的革命往事。2007年，中国第一颗探月卫星嫦娥一号发射升空，也特别选用了这首歌曲搭载。
由此，围绕着坑道坚守时缺水这一核心矛盾，电影通过象征着生命之水的苹果赋予了影片情感的深度与现实的关怀，也通过狭小坑道中对“一条大河”的唱诵与憧憬，建立起前方阵地与身后祖国的血肉联系，为影片增添了浪漫隽永的家国情怀。电影《上甘岭》表现出了抗美援朝上甘岭战役中，中国人民志愿军无私崇高的自我牺牲精神，以革命英雄主义、爱国主义为主旋律，最终完成了“英雄神话”；影片也形成了庄严、乐观同时又具有抒情性的史诗风格，实现了革命浪漫主义和革命现实主义交融的美学风范。结尾处，影片以具有丰富内涵的象征场景升华了主题——反攻胜利后，卫生员王兰将坑道里相伴的松鼠放生，松鼠沿着一棵松树的树干爬上树枝，融于蓝天白云，此景诗意地表达了志愿军对和平与自由的向往，更洋溢着革命乐观主义的积极精神。
该片公映时，可谓盛况空前。上映前各影院虽在公园、商店和重要街口都设立了临时售票点，但每天影院门前购票的人还是排成长龙。有人清晨6点赶去看7点开映的早场，也有人看完午夜12点半最后一场电影冒着严寒回家。从1957年1月27日至2月28日一个月的时间里，《上甘岭》在北京连续上映876场，观众达679675人次，平均上座率超92％，打破了北京上映影片观众人数的最高纪录。
今日，虽然抗美援朝战争已离我们远去，“上甘岭”却成了一种精神象征，它代表着用生命书写信念的时代意志，体现出志愿军战士舍己为人的英雄主义精神、国际主义情怀，也为我们带来了战争与和平的长久思考。